作法自毙，也作“作法自弊”，意思是自己制定的规矩法令，反而使自己受害；后泛指自作自受。成语出自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，“商君亡至关下，欲舍客舍，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，曰：‘商君之法，舍人无验者，坐之。’商君喟然叹曰：‘嗟乎！为法之敝一至此哉！’”
战国时期，秦孝公任用商鞅主持变法，从而使得积贫积弱的秦国，逐渐强盛了起来。然而，商鞅制定的法令和变法的手段，却也导致他得罪了秦国各个阶层，这为他最终的悲惨结局，埋下了伏笔。
其一，商鞅得罪了秦国特权阶级。商鞅变法的目的之一，便是为了加强国君的绝对权威，这不免削弱了宗室、贵族、官吏的权力，他不仅规定贵族们要加入到农业生产当中，为国家缴纳赋税，还规定宗室中没有军功的不能列入家族名册，这自然引起了他们的不满。
其二，商鞅得罪了太子嬴驷。在商鞅推行变法之初，太子嬴驷便触犯了法令，虽然商鞅因为太子年幼且身份尊贵，没有对其施以刑罚，但作为太子的老师，公孙贾却遭受了黥刑（即在脸上刺字）。多年后，太子嬴驷的另一位老师公子虔，又因为触犯法令而遭受劓刑（即割掉鼻子），这导致公子虔此后闭门不出八年。
其三，商鞅引起了不少民怨。商鞅变法之初，很多百姓都说法令不便，后来变法成效显现，百姓们见到新法的确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处境，于是又有人称颂新法，商鞅却认为这些议论新法之人都是“乱化之民”，将他们全都迁到边疆。
为了严明法令，商鞅更是曾在渭水边高举屠刀，斩杀七百余人，以致“渭水尽赤，号哭之声动于天地”；为了发展农业，商鞅又规定凡是从事工商业或因懒惰而贫穷的，妻子都要被充为官奴；为了加强管理，商鞅又将十家编成一什，并推行连坐制，一家犯法，十家连带治罪，以致大量百姓获罪。
更为要命的是，商鞅的权势声望严重影响到了国君的统治。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开始，凭借着秦孝公的宠信，商鞅先是主政秦国十余年，到了秦孝公晚年病重之时，商鞅更是掌握了秦国军政大权，全面执掌秦国的军政大权，以致秦国形成了只知商君，而不知秦君的局面。
秦孝公在世时，凭借着他的宠信，商鞅的权势地位固然是坚若磐石，可一旦秦孝公去世，新君即位，由于以上种种，商鞅的下场可想而知。
意识到这一点的赵良，在拜访商鞅时曾劝说道，“您现在的处境就如同朝露随时会被晒干一样危险。若想保全性命以终老，不如将自己的封地献出来，到乡下当个自劳自食的百姓，再劝说秦君接纳有才能之人，奖励有功，推崇德行，这样或许还能保平安。”可惜商鞅并未听从他的劝谏。
就在赵良拜访商鞅五个月后，即秦孝公二十四年（前338年），秦孝公去世，太子嬴驷即位。
嬴驷刚刚即位，公子虔等人立即发难，诬告商鞅谋反。虽然此时的嬴驷已经认识到了新法对秦国的重要性，但由于商鞅得罪了太多人，加之商鞅权势太大、声望太高，在群情汹涌的局面下，嬴驷为了确保局势稳定，还是下令抓捕商鞅。
商鞅闻讯连忙出逃，他一路向东逃至边关，试图通过此处逃往魏国，然而由于他抵达边关时天色已黑、关门已闭，饥饿疲劳的商鞅只好找了个客舍，想要先住一晚，等天亮之后再出关逃亡。
然而，由于商鞅身上并没有带凭证，不知道来者是商鞅的客舍主人，于是拒绝道，“按照商君之法，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。”
无论商鞅好说歹说，客舍主人因为担心获罪，始终不敢放商鞅入内。见此情形，商鞅只好找了个僻静避风之地，准备勉强将就一晚，想到如今的处境，商鞅不禁叹道，“唉，我竟然被自己制定的法令逼到了这个程度！”
好不容易挨到天亮，商鞅终于出了秦关。商鞅原本想要逃到魏国，然而由于此前商鞅率兵与魏国交战时，曾用计欺骗抓捕了魏军主将公子卬，进而大败魏军，并最终迫使魏国割让河西，对其恨之入骨的魏人，直接拒绝商鞅入境。
商鞅又请求通过魏国逃亡他国，魏人却说，“商鞅是秦国的罪犯，秦国强盛而魏国弱小，秦国的罪犯逃到了魏国，魏国不把他送回秦国，是不行的。”
出逃不成，商鞅只好回到秦国，返回了自己的封地商邑，决定拼死一搏。为此，商鞅发动邑兵向北攻打郑县，秦君嬴驷闻讯立即调兵平叛，商鞅最终兵败身死。嬴驷又下令将商鞅五马分尸，并予以族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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